今年是北京建都870周年，在各个朝代，北京有不同的名称。比如自海陵王时代至金宣宗时代，称为金中都；自忽必烈建立元帝国至元顺帝时代，称为元大都。如果把金中都说成“金大都”，肯定会被认为是不懂历史。但是，把元代的北京城叫做“元中都”也是“不懂历史”的表现么？其实，在元大都诞生之前，有至少七年多的时间，燕京的名称就是“元中都（蒙古中都）”。当时的“元中都”有过怎样的往事？如今还留有哪些历史文化遗存呢？
与建造后来的“元大都”一样，营造“元中都”的决策人也是忽必烈。蒙古帝国正式使用国号“元”的时间，是元世祖至元八年（1271年），在此以前，蒙古帝国的国号为“大蒙古国”，也就是“也可蒙古兀鲁思”。1215年蒙古攻占金中都后改名为燕京，到了至元元年（1264年），忽必烈将燕京改为“中都”，至元四年（1267年），忽必烈迁都到中都，至元九年（1272年）把中都改名为大都。如此一来，燕京作为“中都”时期的年号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：至元元年到至元七年，为“蒙古中都”；至元七年到至元八年，为“元中都”。
(资料图)
燕京地位的逐步提升，是和忽必烈的统治重心由漠北向中原地带转移息息相关的。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以来已然分裂，逐步演变成忽必烈的元朝（大元帝国）以及位于其西部的四大汗国。忽必烈登基之始，以元上都为都城。但是上都位置偏北，对控制中原不利，因此忽必烈在解决了与其弟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后，决定把都城迁至燕京地区。
决定把燕京作为都城后，忽必烈下旨重修琼华岛。这里原为金中都时期的万宁宫。待忽必烈即位后，曾经略加修整，将其作为行宫使用。自至元元年(1264年)开始，忽必烈下旨，调集中都内外的大批军民，全面修整琼华岛。此番修缮，或与忽必烈打算营造新都城有关。至元三年(1266年)，忽必烈下旨修筑琼华岛上的万岁山。这次修筑的动静可不小，就连东邻的高丽国也征调了三百多军士前来助阵。而在此前一年的十月，忽必烈恰于琼华岛的殿宇内，接见了高丽国王。
万岁山的顶部，曾经矗立过一座金代建造的广寒殿。后来，广寒殿被拆毁，其材料被用于建造道观。此次重修琼华岛，在广寒殿旧基上又建造了一座新的宫殿，仍名广寒殿。殿中先后添置了渎山大玉海、五山珍御榻，以及玉假山等珍贵物件。到了至元四年(1267年)九月，又在广寒殿内造了玉殿一座，御榻即设在其中。皇宫大内的正殿大明殿建成前，广寒殿实乃举行大朝会的场所。遇到重要的庆典活动，忽必烈都在这里大宴百官。而在新城内的中书省等重要衙署竣工前，广寒殿还是处理日常军政大事的所在地。忽必烈的皇太子真金被任命为中书令后，便于广寒殿内处理政务。
广寒殿坍塌于明万历年间。而今留存下来的，就只有体现蒙古民族“大碗喝酒、大口吃肉”习惯的渎山大玉海了。据说，在广寒殿垮塌之后，大玉海仍留守于原地。至明亡清兴之际，大玉海才流出大内。待乾隆年间，此物件又被眼尖心细、嗜好古物的乾隆帝从西华门外真武庙（又叫“玉钵庵”，现已无存）请回。此后，大玉海被安置在团城的承光殿前。
在燕京地区营造一座新城，开始于至元四年（1267年）。这一年的正月，忽必烈下令设立“提点宫城所”，负责皇城、宫城、宫殿施工的相关事宜。经忽必烈君臣的数年筹虑，最终还是决定要放弃中都旧城，另建一座新城。新城位于旧城东北郊，以琼华岛大宁宫为中心，此处有大片的水域，水源则来自高粱河水系。利用水量充沛的高粱河水系，既可以满足城市用水，也有利于漕运。
营建新城，首先要建造宫城，这可是未来都城的灵魂所在。至元五年(1268年)，宫城的城墙基本建成，到至元九年(1272年)，宫城初建东、西华门，左、右掖门。至元十一年(1274年)初，宫城的主体建筑大明殿落成。忽必烈始御正殿，受皇太子、诸王、百官朝贺。
蒙元统治者在兴建新城时，调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人力物力。中都地区的百姓首当其冲，负担最沉重。根据至元八年（1271年）的一份奏议所述，中都百姓每年仅打造石材、搬运木料、营建宫室等，所用人力就“不下一百五六十万工”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朝廷征召中都、真定、顺天、河间、平滦等处百姓二万八千余人修筑宫城。
在营造宫城的过程中，涌现出一批史册有名的能工巧匠。比如，河北曲阳石工杨琼父子，王道、王浩兄弟等。他们将雕刻艺术应用于宫殿建筑，巧思百出，人莫能及。
参加新城营建的主持者，是著名的汉族将领张柔。昔日张柔镇守保州，重建保州城池，定民居，建衙署，筑寺庙，初造古莲花池，从而奠定了保定城的基础。忽必烈对其十分赏识。至元三年(1266年)，忽必烈加封张柔为荣禄大夫，判行工部事，主持大都城的建设。然时隔不久，张柔便因病去世。他的儿子张弘略，继续主持修筑宫城事宜。
至元九年（1272）二月，忽必烈下旨，将元中都改为大都，并把居住在旧城的民众迁到大都新城之内。
至元七年（1270）二月，中都郊外的高粱河畔，修筑起一座昭应宫。而今，昭应宫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。这座宫观到底是哪里呢？在清代《日下旧闻考》中，也有这样的记载：“昭应宫遗址在双林寺西，今长河在其西北，相距半里许”。双林寺遗址在今紫竹院东南部，昭应宫在双林寺西、长河东南半里左右，由此可知昭应宫在今双紫支渠南岸。
到了这一年的年尾，还是在高粱河畔，朝廷又开始建造大护国仁王寺。在这座规模庞大的寺院内，供奉着出自京师著名雕塑家刘元之手的佛教造像。只可惜，该庙荒废于元末明初。因无确切的史料记载，以致大护国仁王寺的具体位置难以确定。如今五塔寺金刚宝座塔基部的石台座四周，尚存有八思巴于中统三年（1262年）致忽必烈的新年祝词《吉祥海祝辞》。有学者据此认为五塔寺建在大护国仁王寺遗址上，另有学者认为，大护国仁王寺应在而今白石桥西北，也就是国家图书馆新址附近。
至元八年（1271年）正月，忽必烈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在中都城内开设蒙古国子学，用蒙古语来教授诸生。为何要设立蒙古国子学？这与忽必烈统治时期的政治局势有着很大关系。当时的蒙古帝国已经在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建立起较为牢固的统治，北方的汉族豪强地主也对其臣服。所以，此时蒙古统治者对贵族子弟教育的重点，是大力提倡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，并把它传播到中原地区。
正因如此，忽必烈才会于至元初年命帝师八思巴创造新的蒙古文字，并在至元六年(1269)二月颁行。与此同时，中书省下令，命全国各地普遍设置蒙古字学，由官员子弟入学，并免除各项杂税。到了至元八年(1271年)，忽必烈再度下诏，在中都设立蒙古国子学。到了这一年年底，忽必烈又专门下诏，令全国各地推广新蒙古文字。
至元八年（1271）年底，忽必烈下旨，建国号为“元”。而在此前不久，刘秉忠、许衡等汉臣主持订立的朝仪，被派上了用场。朝仪的订立，始于至元六年(1269年)。在未立朝仪的时候，凡遇到重大庆典活动，蒙古的大小官吏，不分贵贱，都会聚集到忽必烈的帐殿前，熙熙攘攘，一片混乱，如同农贸市场。执法官嫌人员过多，场面过乱，于是挥杖驱赶，逐去复来，顷刻数次。这在蒙古官员眼里算不得什么，但汉族官员却对此很不满意。尤其是在邦国朝贡的庄重场合，确实有失体统。
汉臣订立的朝仪，是在至元八年八月，也就是忽必烈寿辰日举行“天寿节”典礼上开始使用的。随后，每逢元旦朝贺，冬至进历，册立皇后、太子，诸国来朝等重大典礼活动，也都用这套朝仪。当然，忽必烈批准并实行的朝仪，也渗透了一些蒙古旧俗。比如，皇帝、皇后列坐御榻，同受朝贺；朝仪结束后,还要举行蒙古传统的质孙宴等。所谓“质孙”，就是华丽的衣服；质孙宴包括宴饮、歌舞等内容，这属于带有鲜明蒙古草原特色的风俗。
据说，朝仪开始使用后，刘秉忠曾向忽必烈讲述了汉高祖刘邦的一段往事。刘邦在看过朝仪后，感慨道“吾乃今知皇帝之贵也”。刘秉忠或本想邀功，未料到忽必烈竟回了一句：“汉高眼孔小，朕岂若是。”对新的朝仪，忽必烈没有表现出刘邦那样的喜出望外，或是有缘由的。刘邦和忽必烈的成长环境不同，二者在对待朝仪等诸多事物的态度，自然是有差异的。
（原标题：北京历史上的“元中都”）
来源：北京晚报 作者 高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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